最近，食品安全问题再度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。其实，重视食品安全并不是现代人的专利。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食品安全管理的记录出现在周代。唐宋时期的法律都规定，对于有毒有害食品的销售者，应给予严惩。
古代的食品安全管理措施在今天看来，依然有借鉴意义，古代对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都施以“重典”，对掺假等食品质量问题的监管也毫不含糊。
周代：关注食品成熟度
周代，尽管囿于技术落后及交通不便，食品安全事件似乎不多，但由于食品安全关系重大，统治者还是非常重视并作出了特别规定。周代的食品交易主要是以初级农产品的直接采摘、捕捞为主，所以对农产品的成熟度十分关注。
据《礼记》记载，周代对食品交易的规定为:“五谷不时，果实未熟，不粥于市。”（《礼记·王制第五》）这里所讲的“不时”是指未成熟。为了保证食品安全，在周代，五谷果实未成熟时，是严禁进入流通市场的，这主要是为了防止未成熟的果实引起食物中毒。这一规定被认为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食品安全管理的记录。
此外，为杜绝商贩牟利而滥杀禽兽鱼鳖，周代规定:“禽兽鱼鳖不中杀，不粥于市。”（《礼记·王制第五》）即不在狩猎季节和狩猎范围的禽兽鱼鳖，不得在市场上出售。
汉唐：严惩有毒食品销售者
汉唐时期，商品经济高度发展，食品交易活动非常频繁，交易品种空前丰富。为杜绝有毒有害食品流入市场，国家在法律上作出了相应的规定。
汉朝是对有毒食品处理方式规定最为明确的朝代。汉朝《二年律令》规定:“诸食脯肉，脯肉毒杀、伤、病人者，亟尽孰（熟）燔其余。其县官脯肉也，亦燔之。当燔弗燔，及吏主者，皆坐脯肉臧（赃），与盗同法。”意思是，如果有肉类因腐坏等因素可能导致中毒的，应尽快将变质的食品焚毁，否则将处罚肇事者及相关官员。
而在唐朝，相关的法律则最为严格。《唐律疏议》规定:“脯肉有毒，曾经病人，有余者速焚之，违者杖九十；若故与人食并出卖，令人病者，徒一年，以故致死者绞；即人自食致死者，从过失杀人法。”从《唐律疏议》的规定可以看到，在唐代，知脯肉有毒，却不马上焚烧销毁的，构成刑事犯罪分为两种情况，处罚各不相同:一是明知脯肉有毒时，食品的所有者应当立刻焚毁所剩变质食品，以去后患，否则杖打九十。二是明知脯肉有毒而不立刻焚毁，致人中毒，须视情节及后果加以科罚。
具体来说，凡故意以有毒脯肉馈送或出售，导致使用者中毒的，食品所有者要被判处徒刑一年；使人中毒身亡者，要被判处绞刑。而他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食用了未被焚毁的有害食品而造成死亡的，食品所有者以过失杀人论罪，要支付一定的金钱来对受害人进行赔偿。
如果将有毒的食品拿给尊长卑幼食用，欲加杀害他们的，刑罚将更重，对馈食尊长者依谋杀尊长罪，馈食卑幼者依故杀卑幼科。《唐律疏议》云:“其有害心，故与尊长食，欲令死者，亦准谋杀条论；施于卑贱致死，依故杀法。”
汉朝的《二年律令》中“当燔弗燔，及吏主者，皆坐脯肉臧（赃），与盗同法”的规定，似乎更加注重对犯罪者以追求价值为出发点的经济动机的追究，而《唐律疏议》更加强调追究犯罪者行为对生命的伤害。
宋代：行会把关商品质量
宋代的饮食市场空前繁荣，孟元老在其所著的《东京梦华录》中，追述了北宋都城开封府的城市风貌，并以大量笔墨写到饮食业的繁荣。书中共提到100多家店铺和行会，其中专门的酒楼、食店、肉行、饼店、鱼行、馒头店、面店、煎饼店、果子行等就占半数以上。此外，还有许多流动商贩，在大街小巷和各大饭店内贩卖点心、干果、下酒菜、新鲜水果、肉脯等小吃零食。
周密在其所著的《武林旧事》里，也提到了临安的各种食品市场和行会，如米市、肉市、菜市、鲜鱼行、南北猪行、蟹行等。
商品市场的繁荣，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，一些不法分子“以物市于人，敝恶之物，饰为新奇；假伪之物，饰为真实。如米麦之增湿润，肉食之灌以水。巧其言词，止于求售，误人食用，有不恤也。”（《袁氏世范·处己》）有的商贩甚至通过使用“鸡塞沙，鹅羊吹气，卖盐杂以灰”之类的伎俩牟取利润。
为了加强对食品掺假、以次充好等食品质量问题的监督和管理，宋代规定从业者必须加入行会，而行会必须对商品质量负责。
“市肆谓之行者，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，不以其物小大，但合充用者，皆置为行，虽医亦有职。医克择之差，占则与市肆当行同也。内亦有不当行而借名之者，如酒行、食饭行是也。”（《都城纪胜·诸行》）让商人们依经营类型组成“行会”，商铺、手工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的相关人员必须加入行会组织，并按行业登记在册，否则就不能从事该行业的经营。各个行会对生产经营的商品质量进行把关，行会的首领（亦称“行首”、“行头”、“行老”）作为担保人，负责评定物价和监察不法。
除了由行会把关外，宋代法律也继承了唐律的规定，对有毒有害食品的销售者给予严惩。《宋刑统》规定:“脯肉有毒曾经病人，有余者速焚之，违者杖九十，若故与人食，并出卖令人病，徒一年；以故致死者，绞；即人自食致死者，从过失杀人法……”
